一、「起訴狀一本」的意涵
「起訴狀一本」簡單來說，就是「一張起訴書」的意思（日本的刑事訴訟法的名詞），意即檢察官在起訴刑事案被告後，不將被告犯罪證據附在法官審理的案件卷宗裡，而是在公開審判時才提出來，由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各盡攻擊防禦能事，再由法官依雙方提出的證據形成心證，並作出裁判。

二、為什麼現在要倡導「起訴狀一本」主義（或稱「卷證不併送」主義）？這要從我國現今的刑事訴訟制度來做說明。首先要說明的是「卷證不併送」的相對概念就是「卷證併送」，而「卷證併送制」與「卷證不併送制」之意義在於：
（一）所謂「卷證併送制」， 即起訴時檢察官將卷證（含偵查紀錄與證據物）連同起訴書一併送交法院之制度。法院得以預先將案件之全貌瞭記於心， 屆時開庭進行審判。現行刑事訴訴法第264條第3項規定：「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是採「卷證併送制」。
（二）所謂「卷證不併送制」，即「起訴狀一本主義」，亦即檢察官提起公訴之際，僅向法院提出起訴書，但不得同時提出證明公訴事實之任何證據（含偵查紀錄與證據物卷宗及證物），其目的在要求法官不能事先抱持預斷（也就是說在案件尚未審判之前，法官可能因為事先看了檢察官的起訴事實、證物，而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的心證，而且，檢察官起訴的事實當然都是被告如何有罪、如何泯滅人性等對被告極為不利的陳述。但是各位想想，如果被告其實是無辜的呢？），須以近乎白紙狀態蒞庭進行第一次公判期日之程序，日本刑事訴訟法即採行此制度。
（三）兩者最大區別：
１、卷證不併送較易落實對於被告所為之無罪推定保障： 卷證不併送制度下之訴訟制度，在法庭之進行過程中，法院之主要責任並非在於作為事實之探究者， 僅單純地在於判斷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亦即扮演著一仲裁者（ 聽訟者）角色， 而檢察官之主要角色扮演，在於明確地立於訴訟當事人地位以實行公訴，亦即檢察官將親自持被告之相關卷證蒞庭，確實地負起實質的舉證責任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如此一來， 在制度上，對於被告所為之無罪推定保障將較易於落實。
２、卷證不併送得以達成集中審理之功效： 實施卷證不併送之結果，在審判程序進行之前，亦可禁止法院事前接觸到傳聞證據與違法蒐集之證據，破除法院不當心證之形成。法院心證之形成必須僅能基於當事人雙方於公判庭中所為之主張與立證為基礎，且此種心證之形成大多透過交互詰問之程序得以達成。因此在此意義之下，實施卷證不併送制度之結果，尚可使集中審理之功效得以達成。
３、如採卷證併送制，將無法貫徹法庭中「交互詰問」之功能： 起訴時卷證如果併送，則不論係審前程序或公判程序中，法官手中早已持有被告被訴之相關卷證，在法庭中法官儼然成為另一個追訴者或追訴者之幫助者，所有當事人進行原則之基礎工作（如詰問程序等）皆無法落實。換言之，現行卷證併送制度下，基本上是由警察將蒐集之證據送交檢察官， 隨之再由檢察官起訴送交法官，一審法官再交由二審法官重複辦理，結果檢察官與法官各自將自己部分解決後，立即將棒子交出，最後，審判之品質自然會嚴重出問題。亦即檢察官可能並未詳細監督警察蒐證情形及有無遵守證據法則，而在證據相當薄弱或牽強之情況下冒然地起訴。另一方面， 法官可能亦會認為相關卷證既已在手中， 法庭之活動似乎不甚重要，整個審判程序將完全流於形式，且法官無論在當事人之前或之後一經訊問被告後， 交互詰問制度亦近乎名存實亡（ 法官可能就會變得沒有耐心聽取原被告所為交互詰問之內容）。
４、如採卷證不併送制度，對於偵查、起訴與審判等階段之訴訟程序運作得以達成之效果：
（１）於偵查階段：
採卷證不併送制度，會使得偵查之過程精緻化，檢警機關必須盡全力蒐集與案件有關之各種證據，並且在蒐證之過程中嚴守證據蒐集之相關法則，以避免辛苦蒐集到之證據於審判中被排除而不被適用。
（２）於起訴階段：
採卷證不併送制度，得防止檢察官之輕率起訴，且檢察官之蒞庭並不在於消極地監督法庭之運作， 而是必須積極地扮演著稱職的追訴者角色。蓋檢察官必須親自攜帶相關之卷證蒞庭， 並就其主張之犯罪事實，提出證據加以陳述說明，且其所提出之卷證亦須嚴格地受相關證據法則之約制，直至法官完全相信其所言之事實為真實為止，亦即其須善盡其實質的舉證責任。
（３）於審判階段：
由於檢察官盡職的舉證，法院能以一客觀第三者之角色形成心證，案件因而得以詳細及明確地確定而獲得速審速決之效果，進而得以確立第一審成為堅實的事實審，第二審之審理亦不必如現行制度般重複一審之審理，而再為事實之認定。